不要把“以人为本”庸俗化
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意思是：万事万物都有其根，这个根就是各自要依从的规律和法则。万物顺从规律和法则行事就会昌盛，反之则要受到惩罚。
企业管理也是如此：企业管理就是如何管理人，人力资源是企业管理的第一要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企业管理中的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以人为本”这个时髦话题，被中国企业管理界乐此不疲的宣扬到现在。真正落实到实处时，它就变成一个漂亮的口号了。
其实没有哪一个企业不想发展的，也没有哪一个企业不想以人为本的。但是，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把企业与个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企业管理界，还是一个课题。
之所以中国的企业管理界总是找不到一种可以借鉴的“以中国人为本”的管理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把着眼点总是放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上了。不断的引进别人的经验，又总是发现这些经验不适合管理中国人。于是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就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怪圈，越是骂中国人“丑陋”，就越是管理不好中国人，企业管理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不长的原因。
老子说：“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其实，管理好中国人，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来分析一下“晋商”的管理经验，看看他们是怎样管理中国人的，他们是怎样打造百年老店的。
在漫长的经营过程中，山西商人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模式，“分号制”相当于现代控股形式的母子公司；“联号制”相当于现代的企业集团；“合股制”就是把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商人都招来入股，相当于现代垄断式的跨国公司（托拉斯）。晋商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开创了“股份制”的雏形。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集体效能。已经类似于现代母子公司的集团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
晋商们非常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经营模式如何先进，都是要人来完成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人的积极性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企业管理界常挂在口边的“以人为本”的问题。
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当年的山西商人，如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一开始都是小打小闹，都是独资经营者，都是自己说了自己算，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就相当于现在的“个体户”。
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商机，大宗项目出现的时候，自有资本不足，这样就出现“蛇吞象”的现实情况，吞不下怎么办？山西商人发明了代金制，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但是代金制在运行过程当中也有问题，出现了“道德风险”的问题。有一些人赔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一些人有了钱也不还。
后来，山西商人采取了实行朋合营利，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
后来，又出现了合伙经营。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合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
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合伙了使得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发展，久而久之有出现了可以同甘苦不能共患难的情况。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可能大家几个月在一起不计报酬都可以做，但是回报利润产生后，这种内部的利益之争又会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向伙计制发展，这种激励往下继续发展，就出现了股份制度，而股份制在这里面体现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它把财东、掌柜、伙计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而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