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四：“志丹县诽谤案”再曝公器私用
西部商报 2007-11-22 08:26杨 涛
近日，陕西志丹县数人因一条短信被处分，其中4名科级干部被免职。据称，该短信有辱骂政府机关领导干部内容。此外，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李某、孙某编发并传播此条手机短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该短信流传后，严重地损害了他人的人格和名誉，已触犯《刑法》，涉嫌诽谤罪，被依法逮捕；另有刘某被刑事拘留。(相关新闻详见本报昨日A16版)这场诽谤案与“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尽管在情节上有所区别，诽谤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然而，由于所涉及的对象是当地主要领导，因此，结果都惊人地相似，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主动介入，动用公权力对所谓的“诽谤者”进行拘留、逮捕。
刑法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虽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但是，这几起案件，即使当事人涉及诽谤，那也是只是对当地领导人的人身攻击，并不涉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因此，公权力根本就没有理由主动介入，进行拘留、逮捕。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当地领导人认为自己被人诽谤了，那么请律师调查取证，而后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诽谤者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刑法规定诽谤案为自诉案件，其本意就在于，虽然诽谤这种行为对当事人甚至社会都有一定的危害，但毕竟危害比较小，而且主要是对公民个人的危害，其本质上是一起公民之间的纠纷，是一件私事。因此，是否要追究诽谤者的刑事责任，完全由公民自己到法庭上寻求解决，司法机关不能主动介入。普通公民遇到诽谤，要自己向法院起诉；而地方政府领导，仅仅因为身份是官员，公安司法机关就主动介入，这如何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是“公器私用”还是什么呢？
但遗憾的是，在志丹县这起诽谤案中，当地领导人动用公安司法机关越俎代庖，动用公权力来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更为遗憾的是，公安司法机关明知诽谤案是自诉案件，仍然在地方领导人的压力甚至是主动介入了这种私人之间的纠纷。在各地惊人相似的“公器私用”背后，就是在于目前我们司法体制的“地方化”、“行政化”的问题。在“地方化”、“行政化”下的司法机关，人财物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地方政府领导人方便动用公安司法机关来解决私人的纠纷；而地方的司法机关为讨好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甚至不用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命令，主动来对“诽谤者”进行拘留、逮捕、提起公诉和审判。
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才能保障“独立行使检察权”和“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机关才能通过行使司法权来约束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掌握在一身的权力是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绝对权力可以方便某些地方政府领导人任意行政，甚至借助司法权来打击报复。
附件五：稷山举报案凸显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
胡星斗
据2007年4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及《法制晚报》转载：山西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委退休干部南回荣、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三人因匿名向运城市委书记、市长举报该县县委书记李润山而先后被捕，杨秦玉、南回荣以“诽谤罪”被判刑，薛志敬目前也已被公诉。
举报信《众口责问李润山》：“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哪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惹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落入被举报人李润山手中，于是公安、检察、法院如临大敌，倾巢而动，全县所有的在职和离退休干部的手写资料被送到公安局，重案大队从上千份资料中最终找出了举报人，先是杨秦玉、南回荣被捕，被开除党籍，两人在全县五百多人的干部会上作检查，后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薛志敬外逃被通缉，后在山西太原被警方抓获。
稷山举报案凸显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中央政府如不认真对待，后果将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