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特区成立以来，人们对它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这当然并不难想明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以来的“左”倾思潮依然流行，政治环境不如人意，因此在深圳实行特殊的制度试验和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仍然是一个核心理论问题的时候，争论的焦点自然首先在特区的制度是否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
于光远先生前几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了一个小片段：“1982年的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北京有一个单位制定了白头文件，题目是‘上海租界的由来’，说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台的腐败，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我们因此丧失了主权。这是攻击搞深圳特区的人的语言，意思是说搞特区不是搞社会主义，有一段时间这样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另外，又发生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杭州科技》，2004年第4期）而于老自己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1983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于老的文章“谈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的认识”。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区不是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区而是经济政策和管理的特区，而且特区里仍然有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可以想象，他的这个看法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的学者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大多数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较倾向于认为深圳特区的性质就是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论断。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北京周报》1984年1月21日发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设立深圳特区的目的是通过收买政策实施同国外资本和华侨资本的合作，引进它们的技术和管理，最终是发展社会主义。这与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靠收买政策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合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当中国大陆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正在为深圳特区纷纷定性的时候，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广角镜》第152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也开始对深圳特区5年来的试验结果进行评估和质疑。有人称为这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而且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的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这方面的成绩还未如理想。这个结论来自他的简单而“定量”的分析。根据他的分析，第一，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深圳特区尚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
1983年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第二，陈文鸿指出，特区其实赚了内地的钱。他在文章里诙谐地说，“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
最后，陈文鸿又对深圳的贸易模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的，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或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庞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5年多发展以来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有意思的是，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或者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就是通过对这些数字的逻辑推理和估算来得出的结论。例如，陈文鸿实际上是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来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170元人民币的结论的。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七倍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文章得出结论认为，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来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