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对汶川地震的善意和支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但西方媒体一些经意不经意的误读，尤其是对中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的误读，也有思考和陈论的必要。因为它不但揭示了中西文化传统和中西方认知角度的差异，而且能够使我们在这种差异中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并把这一弥足珍贵的精神传统继承和弘扬下去。
“你知道哪里在组织志愿者去灾区吗？钱已捐了，献血资格不够，现在就想去扒人。”这是一位身体纤弱的大姐在震后三天发给笔者的短信。在大灾面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是有血出血的集体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讲乃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道理。它深深根植于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的精神传统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伦理学——就社群而言表现为集体主义，就国家而言表现为爱国主义，就世界而言表现为天下主义。进而言之，儒家认为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人生来就天然的生活在各种人伦关系之中，因此也就天然地负有促进各种人伦福祉的责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
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则比较强调权利，认为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等乃是人的不言自明的基本权利，人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才不得不通过契约组成政府，而在这些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时就没有义务和责任去促进他人的福祉，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明乎两大传统之间的这一差异，有助于理解为何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感到诧异，比如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等。因为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逻辑，个人的生命是不能也不应被剥夺的——哪怕是“自主地献身”也是不可欲的，因为他人的生命并不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但儒家却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孔子曰：“见义不为，非勇也。”
众所周知，过于强调个体的责任而忽视个体的权利会使政治更容易专断独行，成为集权政体的共谋，中国历史隐约透露出的就是此一信息。但是，过度强调权利优先于责任则有可能使自由主义流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20世纪美国出现的“自我的一代”的这种倾向就很明显，以至于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大声呼吁：“请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应该问一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自由诚然可欲但不可过度，否则就会成为堕落，而责任更是一种美德，诚如美国保守主义教父列奥?施特劳斯说：“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制，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值得庆贺的是，抗震救灾过程中蓬发而出的集体主义精神，表明了中国人的德性之美和可爱之处。
然而，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弃学生于不顾而一马当先窜出教室的“范跑跑”就是个典型。就人类的本能而言，“范跑跑”之举情有可原，但就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中国“师者，人之模范也”的传统而言，此举不足取。问题的关键在于，“范跑跑”口口声声“以极端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挑战国民对自己不认可的价值的容忍度”，并为此得意洋洋,表明了他对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误读。如此而言，教育部发言人就此事的回应可谓妙不可当：“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实际上，孟子早就说过：“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一度有人担心，改革开放和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出生的“80后”和“90后”的生活在“安乐窝”里的“娇宝宝”们能否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并认为他们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缺乏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西方观察家也曾评论说：中国这些“自我的一代”或者“月光一族”只注重自我享乐而不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新生代的“去政治化”甚至“政治冷漠”有可能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延续构成严重挑战。但是，西藏“3?14事件”发生后活跃于网络和走上街头谴责与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主体正是“80后”和“90后”，活跃的在四川灾区的志愿者大军的主体也是他们。看来，我们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而西方的判断则有些大失水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并不缺乏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但同时也没有完全抛弃自身的传统。事实上，近代以来当儒家文化遭遇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时，两者的差异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颇感痛苦，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用意就在于把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融为一体，强调个体与社会、责任与权利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