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被抵消的个体苦难

上大学时，听老师讲路遥的小说《人生》。我是九十年代初上的大学，那时在学界似乎有一种鄙薄道德的倾向，有为数不少的以“先锋”自我标诩的老师那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道德是什么，道德是狗屁”。给我们讲小说《人生》的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现在想来，当时那种鄙薄道德，视道德为洪水猛兽的心理倾向自有其合理性。王小波不是曾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编写生活脚本的，像六、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等都属于这一类；一类是负责演出这些生活脚本的，像我们这些小百姓就至今也难说就摆脱了这样的当“演员”的命运。当有一天人们突然明白，很多冠冕堂皇的道德原来不过是生活脚本编写者蓄意编织的政治谎言，来一场“翻烙饼”式的反驳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电视剧《渴望》因为塑造了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刘慧芳”在当时一直受到批评甚至攻击性的漫骂也就毫不奇怪。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接受那位老师对于小说《人生》的阐释。他是把小说中的高加林看做是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这一形象在中国的移民，并就此发挥：于连没有错，所以高加林也没有错，想从那片贫瘠的大山中走出来，有什么错？如果刘巧珍成为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移开它那就是必然的事。就算这样做“不道德”吧，历史发展必然要付出道德代价！

这样的“历史代价论”至今难以让我心服。我们当然可以不再去仰望“头顶的星空”，也不再去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然而，当我们把同情都赋予了高加林这样的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先驱者，刘巧珍们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该到哪里去申告？同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问很多：保尔固然可以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掉头不顾，可由谁来擦去冬妮娅脸上伤心的泪水？

给学生讲曹操的《蒿里行》。面对战争所造成的生灵涂炭，这个在戏剧舞台上一直是作为“白脸”的奸臣面目出现的曹阿瞒吟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的怜世悯人的诗句。我信手拈来一个话题，同样是作为政治家、诗人的毛泽东，战争所造成的人间苦难似乎从未进入过毛泽东的思想视野。难道老人家是铁石心肠？如果没有那种对生死乱离的人间苦难的大悲，冲天的革命热情又从何而来？

无论哪一个时代，战争都是人的苦难的极端形态，正是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罪性所能达致的黑暗的深渊。然而战争在毛泽东那里确乎被浪漫化、戏剧化并且最终诗意化了。是啊，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欢快乐章中，一个个个体，一个个家庭的凄苦泪水算得了什么呢？陈思和先生写道：“个体的悲剧性遭遇总是能够溶化到历史的喜剧性结论中去。战争结束了，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似乎很少有艺术镜头对准那些永远失去亲人的悲哀者面孔和永远破碎的家庭。”

历史进步性、历史规律性是二十世纪的最强势话语，考察这一套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已不是笔者这篇小文所能胜任。这里想指出的是，用“必然性”、“规律性”来整理过去的历史遗存，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势必把具体的个人的孤苦无告逼挤到历史的阴暗角落；排拒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对历史的描述势必通过设定历史规律来取消个体的偶在性。按照杨义先生的说法，鲁迅是常常深刻到“令人难以腾挪”，直到今天，就对中国历史阴暗角落的揭橥来说鲁迅依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思想敏锐、深刻如鲁迅者，一旦遇到历史规律性这套话语，照样成为瞎子！由此，鲁迅晚年对苏联近乎无条件的辩护，便不难从这里得到解释。是啊，相对于遥遥在望的人间天国，滚滚前行的历史潮流，个人的受苦、眼泪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当“俄罗斯沉没在血泊之中，俄罗斯正在发生着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灾难”（舍斯托夫语）的时候，鲁迅看到的却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样的抛掉，而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鲁迅《南腔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1925年，苏联诗人叶赛宁在彼德堡的旅馆里自杀。叶赛宁之死以及此前此后一系列作家自杀、流亡事件无疑昭示世人，一种原本旨在建构“人间天堂”的乌托邦理想正在借用残酷的政治高压手段以前所未有的野蛮践踏艺术乃至生命的尊严。而在被历史理性障蔽了眼睛的鲁迅看来，这些高贵的生命的毁灭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所难免的牺牲：“他们以自己的毁灭，证明了革命的前行。”究竟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鲁迅的眼睛，使他竟看不到革命背后人性的黑暗，使他竟看不到“颤栗在诅咒底下的诗人的悲悯”？以鲁迅的特殊身份，在如此大的问题上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肤浅的轻率的乐观，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让人扼腕痛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