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讲的“放下”一定会很难——复友人的一个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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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了佛家的“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这很重要。净空法师在《佛学答问》中关於陈晓旭往生的开示中说：“我常常讲，讲了几十年了，一个人学佛必须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这样你才能听得懂，你才能契入。学佛的人多，听经的人多，几个人能放下？能放下的能听得懂，听明白了，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佛法相应。也就是说，他能解、能行，得佛法真实受用。如果放不下，这既是最严重的障碍，第一关你就进不去。所以学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在佛的门外，没有进去。这是事实真相。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都要懂得。否则的话，这一生虽然学佛也是空过。”
这里我仅述其言而不想去评价净空其人是否就“放下”了，记得他说过陈晓旭“往生”是因为没有放下。还有今年初有媒体披露在陈晓旭病逝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陈晓旭基金被曝是空壳”、“陈父催促陈晓旭师父还钱”等风波一直没有停歇，而这位“师父（傅）”正是这位净空法师。
其实不独佛门，就是草根人生于名于利也须有个看法与做法的。就一种宗教文化而言佛学极深奥，我是站在门外的。作为信仰而修行，那是佛门弟子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尊重佛学及其善男信女，因为宇宙观的信仰是一回事，对内心与行为的修炼则又是一回事。而且，他们比起那些道貌岸然人五人六的清知府们更不知强多少倍！
《佛母般若经?菩萨相品》说：“不求世间名闻利养，不乐多畜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及余资具”，佛家还认为戒定慧是消除贪嗔痴慢疑的方法。不过呢，这一定很难。我想起了苏轼谪居黄州时写的一首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因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仕途遭受挫折，此时他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和青山秀水之中。这种看起来“自在洒脱、空灵超然”的背后正是仕途失意和政治上的苦闷，我们可以从他的《安国寺记》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苏轼在《安国寺记》中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其实，苏轼一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是很难真地乐起来的，要他从心里放下也一定很难。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也不过使他精神和心灵上求得暂时的“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解脱而已。所以呢，我觉得这人啊，无论精英还是草根倘真地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真地是并不容易的。
倘有闲看看佛学的书也很有益的，建国后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就常有涉猎，据他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很欣赏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逄先知在《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一文中也说过，中国佛教的几个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曾经读过。“对于禅宗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毛泽东更注意一些。”
《六祖坛经》不一定很多人都读过，但颇为人知的是慧能那著名的四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还有神秀做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和神秀都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这是弘忍选择接班人时他们两个的偈语。慧能认为“佛性”是人心本来就有的，人们在选择“成佛”道路时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这样才可以解脱苦难。弘忍更赞赏慧能的体悟，于是选择慧能继承自己的衣钵。当然，慧能的思想是典型的唯心论，但他能“放下”这就极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