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先生称“金庸作品的阅读文化嬗变，是解密新时期大众文化生长史的一把钥匙。”（《深圳商报》“场论”版７月１７日）
对此，笔者是深以为然的。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的文章，承认：“金庸是２０世纪中华民族的一大才人。他的１５部、数十巨册武侠小说，表现了他超卓不凡的才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学者喻扬则认为“金庸着意高扬的是‘仁者无敌’的大旗，召唤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想，阐释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提到金庸两字，真所谓家喻户晓，魅力不可抵挡。古往今来，有谁的作品被拿来改了又改，拍了又拍？西方有莎士比亚，中国当代的只有金庸，由此可以看出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力和开创性。笔者以为，如果接着魏英杰先生的话题说开去，审视金庸武侠小说中蕴藏的现代因子，恐怕不无益处。
首先，金庸武侠小说有着强烈的生存关怀意识。传统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们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仇嗜杀、热衷仕途、汉族本位、奴才意识等印记。金庸小说则对此类思想观念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
其次，金庸武侠小说有着对礼义的弘扬。从本质上说，武侠小说是一种宣扬复古主义、念旧情怀的小说。通过长短十五部作品，金庸有力地表明：勇敢、守信、公正、急人所急、见义勇为、助弱抑强等乃是侠客为获得“侠客”身份先天应遵循的道德规范。而且，在这些小说里，礼义敬仰必要性的展现与侠客性格的成长历史描写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构成金庸小说审美内涵最基本的人性关注、人情关注方面一开始就与礼义敬仰问题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形象塑造是一个极好的正面例子。
最后，金庸武侠小说有着对自由的期许。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武侠小说的兴起，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传入有密切关系。中国人对于现代人文思潮的核心——个体自由意识的接受，除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中多有表现外，也在武侠小说这样的文艺形式中曲折地表现出来。因为，传统文化语境中，侠客便是公众们承认的天然拥有较大个体自由精神的一群人。
然而，在武侠小说中，怎样将侠客的这种自由意志作为一个正面的艺术问题深沉、严肃地表现出来，长期以来，作家却又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在他们笔下，有关自由精神的描写通常只是炫人耳目的刺激性精神调料。比如像古龙，他可以算是武侠作家中一个喜欢写自由意志的作家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笔下的许多率性而行的侠客怎么看都有些黑社会气质。说实在的，迄今为止，恐怕也只有金庸一个人比较成功地处理了这方面的问题。他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批判意识，多层次地揭发了传统宗法社会对于自由人性束缚所造成的罪孽与恶果，同时，借助这种批判，他传达出对传统文化真正走向现代的热切渴望。
金庸先生曾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因此，我们应超脱对金庸小说的雅俗之争，看到其中蕴藏的现代意识。
来源：深圳商报